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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当还有几天就迎来自己88岁生日的英国老太太多丽丝·莱辛发现在她居住的小区里突然多了一群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人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这与自己会有什么关系——直到这些人带来了她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的确，对于一位早在20多年前就曾经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来说，在88岁高龄时得到这个奖项多少是有些出乎意外。
在遥远的中国，很多人对于莱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却丝毫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它似乎来得稍微晚了一点。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多丽丝·莱辛就是当时为数不多被中国介绍的西方作家，她的名字与作品一直都存在于《英国20世纪文学史》的教材中，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圈里，关于她的作品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她的一些重要作品《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又来了，爱情》等都已经在中国引进出版。当然，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顶幸运的桂冠戴到她头上的时候，这些出版社纷纷重新出版了她的作品，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欣赏这位老朋友和她的作品。
莱辛的中国缘
尽管在1999年，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金色笔记》译者陈才宇就下过这样的定语：“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不过，当他得知莱辛获奖的消息时，还是十分惊喜。
他还清晰地记得1999年9月他拜访多丽丝·莱辛的那个阴雨天的下午：“我在一幢连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你，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随和，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他们的话题主要是围绕《金色笔记》，当然也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12年。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因此，陈才宇说：“得知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比谁都高兴。”几天前，他已经给莱辛写了封表示祝贺的信。
其实，陈才宇与莱辛的一面之缘并不是莱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早在1993年5月，莱辛就与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一起到中国并先后到访了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会见的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黄梅在当年的日记写下了对莱辛的印象：“1993年5月6日，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携丈夫和莱辛来所座谈，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很亲切，健谈。莱辛的面部表情尤为丰富，在常态下(不说话时)则显得严肃，一双深色眼睛直视，几乎有点严厉，很像她的照片。两位女作家发式服装均简朴，让人意外的是，莱辛手上有很多戒指，全是银白色的，镶有大小不等的各色石头。”
从歌唱的野草到一部金色笔记
多丽丝·莱辛1919年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都是英国人。她5岁时全家迁到南非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农场。莱辛13岁时，因眼疾辍学，开始了自学生涯。她母亲从欧洲运来的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16岁时，由于家境困难，她开始工作，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她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战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加入共产党。她曾两次结婚，有3个孩子，莱辛是第二个丈夫的姓。她在结束了第二次婚姻之后，于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全部家当是提包中的一部名为《野草在歌唱》的小说稿。
1950年，这部文稿付梓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野草在歌唱》一直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对英美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读者来说，这是第一部直接表现南部非洲种族隔离题材的小说，第一次让他们真实地体味到了种族分裂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野草在歌唱》也是莱辛最早被翻译、引进到中国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版本。南部非洲的生活经历对她写作影响极大，而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多以南部非洲为背景。
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莱辛开始探索人类、特别是女性的心理和情感，代表作便是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作为莱辛获奖的代表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这么评价《金色笔记》：“一部先锋作品，是20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但是，“女性主义”是莱辛一直极力否认的标签。
陈才宇说：“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上世纪50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金色笔记》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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