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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殿利:出版的本质与主题出版的逻辑

2022-9-26 14:11:00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作者:于殿利

  主题出版不是“被发明”,因为它自古就存在,作为出版的本质而存在,因而是出版的固有存在;然而它确是“被发现”,发现主题出版,就是重新发现出版的本质。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已经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置于首要地位,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主题出版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性,被当作“政治任务”来落实,出版单位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作为,成为当下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以理服人,道理讲通了,人做事的积极性自然就上来了,主动性自然就有了。因此,对主题出版进行深入的理论或学理阐释,就成为当下解决主题出版发展瓶颈的钥匙,也会对主题出版的进一步政策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出版的历史与社会必然性
  主题出版一直是出版固有的特性和常态,因为出版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为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服务的;换言之,它是为满足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的需求而存在的,而人进化的一定阶段和某一社会演进的一定时期,都有着自身需要克服和解决的主要难题和问题,即主题。或者说,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都是在不断克服难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的。人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动物,破解任何难题和问题即矛盾的最主要方法,都离不开知识的方法和思想的方法,提供知识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由此就不难理解,出版活动从来就是围绕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的主题而展开的。

  也就是说,出版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主题出版的特性。这就是我们论说主题出版历史与社会逻辑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这个根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

  纵观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其面临的矛盾,就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主题、矛盾和问题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认清了主题,破解了矛盾,找到了解决的方法,社会就会进步,时代就会发展。而作为理性的动物,人类的知识建设、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则成为阐发主题、破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换句话说,知识体系建设、思想体系建设和道德体系建设成为解决一切关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矛盾与问题的总阀门。以此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建设、思想体系建设和道德体系建设,其责任就落在了出版业的肩上,这是出版活动的内容和属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就是主题出版,主题出版就是出版的本质。

  甚至可以说,主题出版贯穿了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没有时代、国家和社会脱离过主题出版。我们一直承认和不断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管理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就是主题出版活动开展的过程。以前我们习惯于把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放在管理端,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建设端,甚至一直把管理与建设当作两件事来抓,而实际上它们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建设端,意识形态工作便与主题出版走到了一起。

历史上的主题出版
  奴隶制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或最早的国家形态,它出现之时就面临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考量,或者说,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其必然和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城邦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大型公共组织——神庙已经存在了。神庙不仅是文化组织,掌握着知识和思想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还是经济组织,拥有大量地产和劳动力,掌管神庙的祭司作为人世间的权威也已经早于新兴起的国王而存在了。国家和国王的出现必然与神庙和祭司阶层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被归结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争,这种斗争从国家出现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国家和国王很快便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及其带来的巨大财富积累,获得了对神庙和祭司的压倒性优势,但其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仍然是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王权神授”学说便成为其必须树立和阐释的重大主题,由祭司在神庙中为国王主持登基或加冕礼,也便成了重大仪式。在中世纪,这个重大仪式便交给了教会和教皇,教权与王权之争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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